从秦王扫六合到文景之治 -- 细数从秦到西汉前期的那段历史

2018-09-20 13:57:02   最后更新: 2018-09-24 23:15:49   访问数量:97




六年前,写了一篇《青梅煮酒--论中华大事纪(先秦篇)》,写到了长平与邯郸之战,秦王扫六合呼之欲出,然而,当时不过是做一些历史大事件的罗列,研读历史,最重要的是透过现象看到政治、经济、文化稳定发展的脉络,从而发现隐藏在其背后支配发展的内在动因

青梅煮酒--论中华大事纪(先秦篇)

 

半年来的上下班路上,研读《史记》《汉书》《蔡东藩通俗演义》《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先秦秦代书法史》《中国两汉书法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以及王国维、徐复观、郭沫若、鲁迅的一些见解和著作,参考当今很多已发表的论文和考古发现,对这段历史颇有一些感慨,而这段历史对于国人而言可谓是耳熟能详,文中几乎没有罗列出任何历史事件的细节,仅仅写出自己面对这段历史的思考与总结,梳理出历史发展的脉络,发现现象背后的动因,从而找到一系列偶然事件铸就历史的必然原因

 

地域优势

大概有史以来,历代史官总结秦帝国的崛起,大多认为秦国被山带河,占尽地利,正所谓“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隈,汧涌其西。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地之隩区焉。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龙兴,秦以虎视。”

遥想秦自襄公开国,周平王以八百里秦川沃土托付秦襄公后东迁,后世评价这片土地给得太过轻易埋下了东周灭亡的祸根,但这是开了上帝之眼看历史,遥想当年,犬戎入侵,长安宫室付之一炬,前来勤王不过秦郑两国,以被犬戎等多个少数民族占据的秦川托付给秦襄公很大程度上出于无奈,而且如果不是后来秦穆公对西部蛮族战争的接连胜利,攻占西戎二十五城,秦国又怎能有如此广袤的土地呢?而另一方面,晋楚雄霸中原,秦国多年无法东进,因此地域条件绝不是秦崛起的唯一条件

 

人才引进

战国时期的国人学会了冶铁,同时灌溉与排水技术的应用范围也在扩大,伴随着这些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生产力提升引起的最大的变化是人口的上升,各国战斗力随着技术与人口的上升显著加强,战争变得日益激烈,人才成为了国家崛起的重要条件,典型如魏国,有着著名战略家尉缭子、张仪、商鞅、范雎,著名军事家吴起、孙膑、公孙衍、魏章,全部流失到秦国,正是这一代代的人才为秦国贡献出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战略思想与政治理念,才让秦国迅速崛起,脱颖而出,那么,是什么让这些人才选择远离故土来到秦国的呢?

首先这得益于秦孝公为开端的重视人才与爱才,而另一方面,人才的博弈归根结底是制度的博弈,是以封建传统的“礼”与成文法典化法律之间的较量,在传统礼教下,国家暴力机构的行为是没有明确准绳的,正如礼记中记载“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可见底层人员上升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同时高官甚至国君的行为是几乎不受限制的,这也让各级官员承受着相当大的风险,例如范雎作为一个门客,仅仅是受到齐国酒肉馈赠就险些被魏国相国殴打致死,简直难以想象

 

土地改革

在众多人才的推进下,秦国率先进行了变法维新、土地改革,废除令士大夫集团强大的井田制,在全国范围内承认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买卖 -- “开田之阡陌,令黔首自实田”,而公平先进的土地制度也吸引着其他国家的移民,同时,私有土地赋税让国家得以发展强大,而通过军功奖励土地则从根本上强化了秦国军队的战斗力,铸成一支虎狼之师

而与此同时,以鲁国为首,各国开始了基于井田制的赋税制度,然而,由于各地地理条件与耕种条件的不同,被严格限制在井田中的农民在赋税的压力下开始不堪其扰,传统生产关系的解体加快了,事实上,在传统礼教下,土地的兼并和买卖早已在各国进行,贫富差距越来越无法遏制,没有秦国通过军功重新获得土地的渠道,贫下中农的生活逐渐失去了希望,据记载春秋时贫穷人口占全国人口26%,而到了战国则发展为55%,人民穷则思变,六国的政治根基正在动摇

 

政治制度

除了农业上的改革,在商鞅的策划下,秦国被划分为31个县,世袭地主的权力被大幅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政府统一任命下的政治清明

在军事上,秦国率先创立十八级爵位赏赐军功,在重赏之下,虎狼之师已经完全露出了他凶狠的獠牙,同时,商业活动被法律所限制,人口流动被严格限制,这让人口更为稳定,也为战时快速动员、组建大规模军队消除了障碍

在战略上,崤山、函谷关、黄河的存在让秦国对外的防线大幅缩短,这使得秦国无需担心腹背受敌却可以集中优势兵力重点打击楚国与晋国,最终,秦国取巴蜀、得汉中、战长平,始皇挥鞭扫六合,仅仅不足十年,六国相继被征服,一个强大的秦帝国矗立了起来

 

 

强大的秦国拥有着一扫六合、甚至将匈奴赶出河套平原的强大武力,却在短短15年的执政时间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首次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仅仅两代皇帝便走入了灭亡,究竟是什么让这样一个曾经无比强大的王朝迅速走向颠覆和灭亡呢?

秦之所以灭亡,根本上并不是因为焚书坑儒甚至也不是因为暴政,而 1975 年发掘的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墓秦代竹简似乎证明秦代法律并没有如今人们所知道的那么严苛,也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完善

很多人认为秦代的郡县制相较于夏商周实行几百年的分封制更为先进,但是事实上秦帝国并没有解决一个问题 -- 没有任何兵权的郡守县令如何约束远比郡守县令更有号召力、财力的战国贵族后裔,如何镇压不满于帝国统治的人民呢?另一个问题是,郡与郡之间没有相互联系,也没有与中央政府有效的通信沟通,在战争中如何相互救援?这就造成了秦末起义先杀郡守的时代特色,事实确实证明了统一由国家训练和指挥的精锐部队其战斗力是多么强大,但一旦反抗军势力扩展到全国范围,这支国家职业化部队显然就只有疲于奔命了,最终巨鹿一战,楚霸王破釜沉舟,二十万秦军主力尽丧,百万秦川终属楚,不得不说也是历史的必然

 

 

大规模农民起义中,西楚霸王异军突起,征天下破章邯,鸿门宴上夺得政治权,火烧咸阳号令天下,分封西楚十八国衣锦还乡,有人评价说项羽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历史真的是这样吗?项羽为什么非开倒车不可呢?

秦国破灭,战国旧贵族集团重新获得土地和权利,突然从压抑中放飞自我的战国贵族集团成为了新的西楚帝国的一大隐患,而项羽通过残酷镇压赢得的秦国土地也难以保证其长治久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楚霸王的“衣锦还乡”、分封秦国降将为关中三王等做法实属被逼无奈,项羽虽然名义上得到了天下,但是旧贵族、秦精锐、反秦过程中崛起的割据军阀这三大势力的处理实在异常棘手,这并不是一出鸿门宴就可以解决的,如何处理这些强大的势力成为了项羽面临的最紧急最严峻的问题

面对众多势力,让他们互相攻伐消耗成为了解决问题最为理想的方案,西楚十八国就这样诞生了,然而在这之后,地方势力的矛头却直指霸主地位的西楚霸王,于是汉中刘邦尚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养精蓄锐的时候,齐国田横、赵国陈余、反秦名将彭越扛起了反西楚大旗,事实证明,即便是项羽下属的反秦名将势力也是阳奉阴违的 -- 九江王英布派出了老弱病残组成的部队“帮助”项羽平定叛乱

不久后刘邦也发兵对抗项羽,持续近四年的楚汉之争围绕着荥阳的你争我夺就这样揭开了帷幕,荥阳依托当时全国最大的粮仓敖仓,东临通往关中的要道,是兵家必争之地,最终鸿沟议和,刘邦单方面撕毁协议,垓下之围项羽仓皇逃遁最终乌江自刎,断送霸王一世英武

 

 

吸取了秦代丞相专政的教训,汉代恢复了周代的三公制,虽然不同的是三公变成了御史大夫、太尉和丞相,分别负责监察百官、掌管军队和负责政务,但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博弈,相权被削弱分于三人

然而国家刚刚统一,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制度问题,究竟是使用秦的郡县制还是西楚的分封制?刘邦选择了折中的方案 -- 利于管辖的中部地区设立十三郡与京师地区,其他地方则分封诸王

这样做是因为刘邦面临着与项羽当年面临的相同问题,刚刚诞生的汉政权尚无力将统治的触角延伸太远,而与此同时,地方割据势力仍然太过强大,如果不承认他们的地方王权,势必引起新的战争,而这矛头直指新政权的战争很容易让这个新生政权危如累卵,同时,这些王在国家周边面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攻伐又能起到堡垒的作用

然而与当年西楚一样,燕王、代王相继叛乱,诸王势力依然难以限制

 

 

刘邦与吕后的政治手腕

平定藩王叛乱后,刘邦和吕后开始动用一些强硬的政治手腕剥夺地方势力的王权,最终,十个分封国的王全部被替换为刘氏家族成员,即便如此,每个王在自己的封国内都设有丞相、御史大夫等职位,拥有自己的兵权和税收,就是一个小型地方政权,唯一的限制是必须每年上缴赋税以及必须有中央的虎符方能动员军队作战的条款,这样的限制显然是不够有力的,然而同时,封侯的功臣也可以获得若干个县作为封地,高祖封侯150余,如何限制藩王的权力始终困扰着此后的文帝景帝和武帝

 

不动声色的文帝削藩

文帝先是借着除诸吕的运动将三个吕氏占据的藩国收归国有不再分封,不久齐国、赵国、淮南国都因为藩王逝世重新启用藩王子嗣封王,但文帝却是打着仁义的旗号他们将父辈所持有的国土分裂赠与子嗣,各藩国中占地面积最大的齐国被分为六块,赵国被分为两块,淮南国被分为三块,每个藩国的控制范围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减,这与武帝的推恩令如出一辙,虽然贾谊没有受到重用,但这正是得益于贾谊《治安策》中的主张 --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不久济北王造反,济北国因此成了首个被撤销的刘姓藩国,此后的淮南王被降为侯,可以看到,文帝的主要策略是用缓和的手段不动声色的逐步削弱藩国,而晁错等几个主张使用强硬手段激进削藩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主张都没有受到采纳,但晁错被提拔为太子家令,很可能文帝认为国家刚刚从吕氏手中夺回,根基仍不稳固,但到了自己儿子时机就已成熟,因此将削藩重任传给了景帝,一个证据就是文帝听从贾谊《治安策》中的建议,加封梁国封地作为京畿地区防备藩王造反的缓冲

 

大刀阔斧与七国之乱

大家知道景帝急于削藩,是因为太子家令晁错的那句“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但事实上,少年的景帝曾因为输棋,临时起意用棋盘砸死了吴王刘濞的太子,国仇家恨之下,吴王刘濞是早晚会反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晁错所说的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同时,由于汉文帝废除盗铸钱令,允许地方铸币,坐拥铜山、铁矿与海盐的吴国对汉代政府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甚至是威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吴国只会越来越强大,种种原因之下,景帝在短时间内用各种理由剥夺了赵国、胶西国、吴国土地,吴王刘濞伙同另外六国造反,这就是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

得益于文帝的先见之明,梁国拖住了规模空前壮大的反叛军前进的步伐,为太尉周亚夫为首的三十六路将军争取了关键而宝贵的时间,最终战争以西汉政府军的全面胜利告终,除了楚国其余六国全部废除分割为郡

最重要的是,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以后,虽然仍然剩余十六藩国,但从此藩国诸王永久失去了官员任免权与兵权,连封国内赋税都不再上缴藩王,藩王成为了每月领取俸禄的虚职,此后武帝推恩令才能够推行得下去,藩王问题再也没有成为汉帝国的隐患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扩张势力,北方游牧民族被驱赶至沙漠地带。在战国时代末期,游牧民在塞外相互结盟,建立跨部落联盟,逐渐形成月氏、东胡与匈奴三大势力,因此,战国时期各国开始兴建长城,以防备匈奴的南下

秦代对匈奴发起了著名的北击匈奴之战,蒙恬带领三十万大军,将匈奴驱赶到河套平原以北,匈奴也走向分裂

到了汉代,匈奴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下迅速崛起,征服了楼兰、乌孙、呼揭等20余国,控制了西域大部分地区。向北则征服了浑窳、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国,向南兼并了楼烦(今山西东北)及白羊河南王之辖地,重新占领了河套以南地区。匈奴居有了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达辽河、西逾葱岭的广大地区,号称将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 ,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民族,最终,韩王信也选择了投降匈奴,这激起了刘邦的震怒,它亲自率领32万马步兵发起了对匈奴作战,然而,著名的白登山之围让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而这次作战的失败其意味是深远的,此后汉匈作战朝中主和派动辄就会用白登山之围说事,而从此也开启了和亲的先河,在汉武帝前始终没有对匈奴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甚至吕后时匈奴入侵陇西,辱骂吕后,吕后仍然忍辱负重地和亲上贡

 

既然提到了吕后,这里说说吕后专权

历史上首个女主,虽然她先是为汉惠帝辅政,后依次拥立了汉惠帝的两个儿子刘恭和刘弘,但除了惠帝短暂的亲政,刘恭刘弘不过是傀儡,事实上的朝政大权全部握在吕后手中

公正的说,汉惠帝大兴土木修建高帝庙、长安宫室、重整敖仓,是一定已经激起了民怨的,否则大修高帝庙的活动也就不会被迫中止,而在那个时候,发15万人修建宫室是多大规模也是可想而知,正如《西都赋》中所写的“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长安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可见长安城之规模

在这样的背景下,吕后勤俭治国,轻徭薄赋,减轻刑罚必定是很得民心的,《史记·吕太后本纪》中记载“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 刑罚罕用,罪人是希。 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然而,吕后最大的影响在于激起了此后的汉代乃至于后世各朝对后族的警惕,从吕后死后继承人的选取,到武帝杀钩弋夫人,再到清代肃顺上谏咸丰帝杀母立子,我们看到这一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咸丰帝试图通过分权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他失败了

这里说到吕后死后继承人的选取问题,吕后去世以后,占据京师的吕产吕禄被除,选取谁为帝国的新皇帝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显然,最为合适的候选人是已经在京城的齐王刘襄,他是平定诸吕的重要功臣,又是刘邦的长孙,率先采取军事行动也说明了他的军事能力和政治远见,然而其反对意见是不容置喙的 --  他母亲会成为第二个吕后

 

西汉文景之治,史家称美,《汉书· 景帝纪》所谓“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文帝继位,仍然秉承着汉初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废除连坐法与肉刑,强调与民休息,但是,此时的文帝已经深刻的认识到,在这华夏大地上,最大的矛盾是农民与豪强势力间的矛盾,和平年间,贫富差距难以遏制,地方豪强会越来越强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豪强发展

 

  • 陵邑制

汉高祖刘邦为了限制地方势力做大,以修建陵墓的名义,创建消费型城市 -- 陵城,迁移地方贵族居住在内,《汉书·地理志下》中记载“汉 兴,立都长安 ,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於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诸陵”,《西都赋》中评价说“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矣”是非常准确的

文帝继承发扬这一传统,并且将其制度化,到了景帝时修阳陵更是大修陵邑,富贵豪强在迁移中耗费大量财富,从而被削弱,而此后,陵城作为一个消费型城市,这些世家大户也难以让资产快速积累

 

  • 卖爵

汉文帝采纳晁错建议,向民间出售爵位,捐款捐粮即可封爵,从而国家财政收入得以迅速增长,《汉书·食货志上》记载:“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于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 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有差。”

但也有很多人评价说汉文帝开了后世卖官鬻爵的先河,这个评价是错误的,卖官鬻爵之所以丑恶,是因为官职一旦与利益挂钩,官员很自然的会去牟取更大的利益,贪污之风也就再也无法遏制了

然而,汉代官、爵分离,爵位虽有地位和俸禄,但并没有实际权力,因此入粟于边的卖爵政策不仅没有对人民生活造成负面影响,反而刺激了农业的发展,在粮食可以抵扣赋税、获得爵位的诱惑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为提高

但卖爵与卖官毕竟一字之差,这还是为东汉卖官之风埋下了隐患

 

  • 重视农业与勤俭治国

这两大举措,加上我们上面提到的削藩,我们看到文帝与景帝最大的举措就是打击固有利益的乡绅贵族阶级,鼓励农业发展、轻徭薄赋、勤俭治国,最终实现“汉兴 70 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 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 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 守闾阎者食粱 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 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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