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奠基 -- 从夏商到西汉前期文化发展

2018-09-20 14:36:48   最后更新: 2018-09-25 18:35:52   访问数量:97




相对封闭的社会、自悦自足的文化、从未间断的历史造就了独特的中华文化,从原始崇拜到先祖崇拜,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这片沃土中汲取着精神力量,从文学到各种艺术,无不根植于此,而书法则尤为具有这一神韵

所以下面我们从宗教、哲学入手,结合文学、书法的脉络,来看看三千年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夏商巫文化

考古发现的夏商文物,无论是甲骨文还是其上的歌谣文章,无不体现着以占卜祭祀为主要形式的夏商信仰的巫文化,以灵山十巫为信仰的原始宗教贯通着夏商文明的传承,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称“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正是由此而来,其后世的诗经和离骚中都可以清楚的看到夏商巫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楚辞的狂放无羁、离骚的上天入地漫游四方的思想都是根植于楚地巫文化的土壤

 

 

周代的礼乐文化

周代自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克己复礼,夏商巫文化的信仰逐渐被礼乐文化、道德信仰所取代,在这样的环境下,信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神灵不再是人们行动的动力,历史圣贤成为了新的信仰,造就了一直持续至今的中华礼义文化,奠定了后世的伦理文明,伦理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基础,而不是追求彼岸世界的宗教

同时,史官文化也在此时诞生了,造就了中国人所独有的历史情结,孔子通过修订鲁国春秋强调了社会的伦理秩序,《春秋左氏传》则开启了中国历代正史的写作风格

 

秦与五帝志业宗教

在秦始皇统治时期,东周圣贤崇拜逐渐与祭祀卜筮等宗教活动融合从而衍生出了中国传统宗教,东周的礼崩乐坏让秦人不再相信先知者的天命,以昊天上帝作为崇拜对象的天命信念宗教也被“白青黄赤黑”五帝志业宗教所取代,并且与之相应产生了一套包含五行、四时、四象、四方、二十八宿在内,神化山川草木、鸡牛犬马的庞大体系

这项宗教的改革,作用是空前的,他奠定了实现生命本质的终极价值,从而回归现实,面对实际的困难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哲学从此走上理性哲学的道路,这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在这样的宗教背景下,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性格孕育而来

正是在这样的宗教背景下,不信天命与业果,与自然抗争的道教迅速发展起来,始皇对于自身寿命大限的恐惧与对黄帝修仙鼎龙湖飞升的坚信不疑,让始皇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道教热

汉高祖自称赤帝之子斩白蛇而起义正是在以五帝志业为基础的宗教信仰的背景下进行的

 

法家与儒家思想的结合

在古代的政治背景下,这样的宗教改革是无法翻天覆地的进行的,民间社会仍然以伦理为运转之道,著名的琅琊石刻上提到“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六亲相保,终无寇贼。”证实了秦法家与儒家并行的历史状况,而 1975 年发掘的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了大量写有秦代法律条文的竹简,有着很多关于忠孝相关的法律,是完全符合儒家伦理的,著名竹简《为吏之道》中表明,秦政府对官吏的要求完全是按照儒家的伦理标准制定的 -- “术悐之心,不可[不]长。 以此为人君则鬼,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兹(慈),为人子则孝;能审行此,无官不治,无官不彻,为人上则 明,为人下则圣。 君鬼臣忠,父兹(慈)子孝,政之本蹦;志彻官治,上明下圣,治之纪殹”,这被《剑桥中国秦汉史》总结为“充满奇妙的法家和儒家的混合思想”,事实上,儒家伦理始终是中国社会的根基,他从未被颠覆,直到汉武帝确立儒家思想为官方统治思想标志着儒学思想的全面复兴,从而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儒家始终占据领导地位

 

道教与老庄思想

秦代的道教显然与老庄提出的道家思想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老庄提出得道家思想是一种教导人顺乎自然的哲学思想,而道教则与之相反,引导人与自然抗争,他结合了中国传统宗教中的神秘元素,同时又与当时的医学相结合,正所谓“十道九医”,在社会动荡与灾祸横行的时代,是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西汉初期的茅山道士三兄弟就是典型代表

 

在远方的希腊和罗马,小说与戏剧已十分绚烂,早在公元前534年,古希腊戏剧家泰斯匹斯就开始了戏剧的创作表演,而19世纪以来发现的一些纸草文献残稿证明早在公元前6世纪颇有卜迦丘风格的纯故事已经诞生,这些故事具有很多虚构人物,是纯粹的小说,而公元前4世纪的希伯来小说著作更是西方小说的发轫之作

在中国,这些文体还尚未产生,但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动荡,诗歌、散文诞生了,并且记录着创作者的现实与浪漫的情愫

 

早期歌谣

在夏商巫文化的影响下,早期歌谣、音乐、舞蹈三者同时为祭祀而生,如《候人歌》、《破斧歌》,楚辞中也提到夏代流传下来的《九歌》,而诗经中的五篇商颂已经有较高的表现技巧与艺术价值,《盘庚》这样的散文也在商代出现,诗、乐、舞的密不可分是早期文学的显著特征,而商代歌谣用韵错落、修辞多样,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的萌芽

 

诸子百家散文

周代从诗经到离骚、九章、九辩以及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散文著述,无不透出和谐典雅、婉转讽喻的特质,到了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诸子百家百花齐放,诞生了众多不同文学风貌的作品,无论是其文学风格还是其政治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秦代文学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观点对秦代来说好像有些牵强,纵观短暂的秦帝国统治时期,没有文学大家出现,文学艺术也没有向前发展,无作家无诗人,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是什么导致了秦国文学的凋敝呢?这是因为秦国统一宇内,提出反对“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采纳法家“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主之语,以吏为师”的思想,紧接着,秦国下达焚书令,禁止民间藏书,这道一直持续到汉惠帝的法令最终导致了民间无书无文人无文学的秦代特征,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没有文学大家的朝代,不过说起李斯,刘勰《文心雕龙•封禅》中评价说“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秦代的李斯可谓是独领风骚了

 

西汉前期文学

西汉前期的文学环境中,贾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享年仅有33岁的他却留下了五十八篇文章,包括政论文、奏疏、散文辞赋,全部都可以看到诸子百家得影响,贾谊的政论文最为有名的就是《过秦论》,传承于东周纵横家善用排比极尽渲染的手段,全文排比的接连运用让整篇论文气势雄浑,同时体现出这一时代文人与政治家对秦兴亡历史的关注与总结,贾谊的奏疏则以《治安策》最为著名,论及当时潜在的社会危机,并且针对性的一一指明对策与措施,针对“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进行了调理缜密的分析,十分透彻可谓振聋发聩,正如前文所说,为汉文帝采纳在削藩、匈奴等等方面进行了充分部署和实践,成为了后来武帝《推恩令》的理论基础,而这一时代的辞赋仍然沿袭着屈原和宋玉的骚赋,感叹个人不得志与上谏的文赋都体现出了文人对政治的极大关注,而典型的枚乘九赋开创了西汉中期腴辞大赋的先河,拉开了中国文学一个全新时代的帷幕

 

先秦书法

在长久的历史长河中,文字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已经无法考证,唯有“仓颉造字,教诲万民”的传说流传至今,但到商代中后期,已经有一百多个文字符号组成的完整成熟文字体系,《说文解字叙》中说“画成其物,随体诘屈”说明了文字的诞生和演进,文字诞生之初仅仅是事物的描画,随着大量的雕刻书写,量变引起质变,逐渐发生抽象和简化,开始远离其原型

先秦主要的书法字体是甲骨文、金文、大篆,甲骨文有着很大程度的象形,一直沿用到西周晚期,但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为了追求书写美感的题铭,虽然这在那个时期非常罕见,但这仍然标志着书法的起源,在金文中,修饰性字体的运用则越来越多

 

 

商代中期左右,文字已经发展为横无行纵有列的整齐格式,整个西周,文字逐渐从自然走向庄重,书写者对于字形和笔势都有了很高的重视,著名的《墙盘铭》就非常清晰的体现了创作者的艺术审美,于庄重中透出清新秀洁,堪称金文典范,这引发了书写美与规范化的追求,大篆应运而生,《史籀篇》成为了历史上首个官方字体楷模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地域文化抬头,书体出现极大的地域性发展和演化,秦国统一六国前,各国有着写法各不相同的金文、大篆,虽然据传说,秦代蒙恬发明了毛笔,但事实上现今的考古发现证明殷商已经有使用制作十分精良的毛笔在甲骨上直接书写的情况,虽然这样的例子非常罕见,但这无疑是一个开创性的开端

 

 

秦代书法

秦王扫六合以后,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各国各不相同的文化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文化,文字显然是一个有力的切入点,此时于是在“书同文,车同轨”的倡导下,“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从《说文解字·叙》的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小篆是从先秦大篆中汲取养分,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铭》就与秦代小篆的字形与笔势极为接近,和历史上数次文字改造一样,大篆向小篆的改造也是对文字进行了简化,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官方小规模推行了进一步简化的书体 -- 隶书, 《晋书·卫恒传》记载:“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但《水经注》中记载“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弘仁说:临淄人发古家,得桐棺,前版外隐起,为隶书,余同今书。证知隶自出古,非始于秦”,事实上,考古发现证实战国时期楚国竹简上已出现与秦代古隶十分接近的隶书字迹,由此可见,任何文化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一个历史沿革的脉络存在

 

西汉前期书法

到了西汉前期,在秦代《禁藏书令》的影响以及秦宫室的付诸一炬,国家藏书量极为有限,“书缺简脱,礼坏乐崩”,《汉书·艺文志序》中记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收献书之路”,文帝就曾派遣太常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和抄录藏书,这些抄写基本上都是使用隶书进行抄写,比如掌故晁错抄录的今文《尚书》等

汉初,萧何以《史籀篇》和秦八体考试学童,这体现出了我国所独有的对传统的重视,奠定了“善史书,喜正书”、八体兼善的中华书法艺术风格,自此两千多年来,这都是书法从业、爱好者的审美要求,书者也多以此自矜

 

在遥远的欧洲,一个伟大的哲人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建立了著名的阿卡德米学园,开始讲授哲学、音乐、数学等学科,而在此几百年前,中国西周的先贤也早已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意义,《周礼·地官·保氏》中记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周代有著名的课本《史籀》十五篇,用大篆书写,上文提到秦国统一六国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就都取自史籀

秦代焚书的同时,教育也大为削弱,学童以抄写《秦律》、《日书》为主

汉代也十分重视学童教育,自幼学习识字书写,继承了秦代,汉代学童仍然是以学习、背诵、抄写法律为主,这也造就了很多官员都做过曹掾吏的时代特色

秦汉教育通常只有诸王与官员子嗣可以学习,现今流传下来和考古发现的碑刻、铭文等虽然大多没有署名落款,但几乎都是文官所做并没有民间创作的存在

 

李夏·《试论汉初道家思想的宗教化(及道医的形成)》

梁复明《从文化渊源和文化观念看中西方小说的起源及发展》

周丹娜《离骚中的巫文化元素》

王兴尚《论秦国五帝志业宗教》

吕利《爵本位下的资源配置体系》

方原《秦代书法漫谈》

罗义俊《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

曹忠凯《贾谊与西汉前期政治》

[汉]司马迁《史记》

[汉]班固《汉书》

[南朝齐]萧统《昭明文选》

[英]崔瑞德《剑桥秦汉史》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郑振铎《中国文学史》

华人德《中国两汉书法史》

丛文俊《中国先秦·秦代书法史》

徐复观《西汉思想史》

郭沫若《中国史稿》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

吕思勉《秦汉史》

http://m.qulishi.com/mip/news/201607/1124.html

https://wk.baidu.com/view/97abdf8b6aec0975f46527d3240c844768eaa059.html

https://m.baidu.com/paw/c/www.360doc.cn/mip/5802032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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