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谋的交织 -- 西汉中期的君权与用人

2018-11-26 18:08:09   最后更新: 2018-11-26 18:22:18   访问数量:105




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介绍了令人热血沸腾的西汉中期对外关系,我们看到那一次次的远征,一次次的耀武扬威

焚舟琼山、封狼居胥 -- 西汉中期对外关系

然而,西汉中期的精彩绝不仅仅体现在这一次次远征的胜利中,西汉中期有着自秦王扫六合以后首个在位超过50年的皇帝汉武帝,有着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 汉前废帝刘贺,有着中国历史上唯一在幼年坐过牢的皇帝汉宣帝,有君相之争、有外戚当政、有酷吏横行、有轮台罪己、有巫蛊之祸、有盐铁论辩、有昭宣中兴,这一万分精彩的历史时期历来为人所称道

本文我们就来看看西汉中期的人才选用

 

西汉前期的君相矛盾

西汉继承秦代制度,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丞相位列三公之首统领百僚,可谓位高权重,选取什么样的人作为丞相对于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汉高祖以来,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审食其、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陶青、周亚夫、刘舍、卫绾等十三人历任丞相,他们要么是打下大汉江山的功臣,要么是平定吴楚之乱的将领,无不为汉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

也正是因此,致使西汉前期丞相的权利越来越大,不仅拥有着任选官员、总领百僚、为国家发展出谋划策的权利,甚至有着处罚官员、谏诤封驳皇帝决策的权利,汉文帝想要升迁贾谊,却被丞相灌婴为首的多名官员驳斥,只能作罢,而《汉书·晁错传》记载文帝时丞相申屠嘉弹劾晁错“穿宗庙垣”,文帝解释称“错所穿非真庙垣”,“罢朝,嘉谓长史曰:吾悔不先斩错,乃先请之,为错所卖”,君相矛盾已经露出端倪,丞相已是目无天子了

 

汉武帝时期的丞相任用

得益于汉武帝母亲的政治手段,在其与景帝姐姐馆陶公主的联盟下,汉武帝登上大位,深谙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权力重要性的他看到了相权做大的形势,于是,汉武帝选拔丞相时,候选人的才干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中庸恭谨的人品修养,忍让服从要比能力更为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打破了西汉前期从御史大夫中提拔丞相的惯例,开启了丞相选拔不问出身的先例,武帝时期十二位丞相中,只有三位提拔于御史大夫,这造成了丞相虽位居百官之首,但却缺乏长期的从政经验,也难以建立其丞相的威信,同时,汉武帝时期的十二位丞相中,大多恭谨自守,胆小怕事,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公孙弘)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记载石庆“孝谨闻乎郡国,文深审谨,无他大略”,《汉书·刘屈氂传》记载,巫蛊之乱中,丞相刘屈氂甚至“挺身逃,亡其印绶”

汉武帝显然不能满足于仅仅通过丞相任选来限制相权,从制度上,汉武帝任命可以随时进入深宫内苑的宦官担任尚书,培植起自己的亲近势力,同时他让尚书与侍中组成的内朝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决策机构,这甚至成为了东汉宦官专权的源头,丞相的权力被大幅剥夺,甚至于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发生严重的流民问题,武帝召集公卿会议,却故意不让位居丞相之位的石庆参加,相权之低,可见一斑,而汉武帝时期的12位丞相中,在任上被处死的丞相就有五位,真可谓“伴君如伴虎”

 

 

霍光与丞相任用

到了汉昭帝、汉宣帝时期,大将军霍光独揽朝政,为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霍光选任丞相的标准与武帝如出一辙,《汉书·蔡义传》记载“时大将军光秉政,议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选贤,苟可用专制者”,这一时期的丞相杨敞、蔡义均是谨言慎行而没有什么才干的,在废立昌邑王刘贺时,作为丞相的杨敞甚至没有参加会议,《汉书》记载:“大将军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王更立,议既定,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从东箱谓敞曰:“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

无论是汉武帝还是霍光,他们打破选拔丞相看重能力和才干的传统,打着“重德不重才”的旗号,实际上仅仅是为了打击相权,让更多的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上,西汉中期的政治达到了汉朝中央集权的巅峰

 

汉宣帝的丞相任用

霍光去世后,汉宣帝再次恢复传统,从御史大夫中选拔了麒麟阁功臣丙吉,《全唐文》评价他“丙吉知大体,百职修明,中兴有声”,此后在丙吉推荐下任用在地方执政有方、政绩突出的黄霸为丞相,黄霸之后又从廷尉中选拔于定国为丞相,《汉书》中记载当时民间流传“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已不冤”的民谣,开启了西汉后期选拔丞相要求德才兼备的政治风貌

 

虽然西汉中期的丞相多是中庸恭谨而缺乏才干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得出西汉中期不重视人才的结论,因为丞相如此选任,是汉武帝与霍光从自身利益出发,以削弱丞相权力为目的的决策,事实上,人才对于帝国的重要性他们是十分清楚的,汉武帝在位期间,对人才可谓是极为重视,而这一时期雄厚的国力与稳定的政治局势,也为人才的培养和供给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汉武帝的人才思想

董仲舒提出“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这两条建议均被采纳,在此基础上,汉武帝以征辟制(皇帝或官府专门下诏或发文聘请人才)、察举制(地方官员考察举荐人才)、任子制(官员子弟直接担任官职)、太学选官制(太学毕业考核后担任官职)等多种人才选拔制度并行,尤以察举制最为重视,开启了汉代举孝廉制度,《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多次下诏倡导地方举荐人才,甚至规定“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而在武帝执政期间,更体现出人才晋升不问出身的用人原则,骑奴卫青、商贾桑弘羊、降虏金日磾均被委以重任,甚至武帝临终托付金日磾为顾命大臣,《资治通鉴》也评价汉武帝“所托得人”

正是这些人才的鼎力辅助、鞠躬尽瘁,才有了西汉中期的鼎盛局势,杰出将领、外交家、史学家、儒学大家、商业、法律等各个领域的人才均如雨后春笋一般展露出头角,闻名于后世,正是他们把大汉打造成了雄踞东亚的庞大帝国,得益于汉武帝的多次下诏求才,让人才梯度递进,没有形成人才枯竭,才为后世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汉宣帝的人才思想

到了汉宣帝时,宣帝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人才与帝国发展之间的关系,多次下诏广开言路积极求贤,《汉书·宣帝纪》记载宣帝下诏称,“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朕夙兴夜寐, 以求贤为右, 不异亲疏远近, 务在安民而已”,“传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多次下诏“令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可亲民者”

汉宣帝开创了官员任期制度,稳定了国内政治环境,固定的任期让官员更加了解民情,融入百姓之中,整个国家大政方针得以稳定推行,《汉书·循吏传》记载“(宣帝)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张居正在《帝鉴图说》中评价“宣帝之留心守令如此,所以那时做官的,人人勤勉,好官甚多,而天下太平,中兴之美,后世鲜及焉”

同时,上文提到的人才激励制度,让官员可以凭借自身执政能力从基层守吏一步步晋升,例如黄霸以颖川太守入为太子太傅,赵广汉以颖川太守入为京兆尹,这样完善的提拔制度,让整个国家的层层官员极为勤勉,开创出了政治清明的国内局势

 

历史渊源

西汉前期的休养生息、轻徭薄赋,让民间资产得以累积,然而,汉武帝时期连年的对外战争,巨额的军费开支让汉武帝不得不与民争利,增加商业税打击民营资本,地方资本被迫转向土地,豪强不断兼并土地,势力迅速发展起来,就这样,社会上旧贵族、王侯亲眷、士族门阀等等势力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后汉书·文苑传》记载“法禁屈挠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汉书》中更是记载了民谣“宁负二千石,毋负豪大家”,足见民间势族力量之强大

这样强大的地方豪强势力已经严重威胁到帝国统治,尤其是景帝吴楚七国之乱之后,郡国势力再也不能威胁到皇权,地方势族势力抬头,同时国家也有了精力和时间去处理这一势力的崛起,从景帝后期开始,打击、限制甚至清除地方势族势力就已经被提上了日程,也从这一时期开始,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也走上了历史舞台 -- 酷吏,他们以势压人,不求仁义,靠着对律法的肆意曲解残酷的打击对皇权造成威胁的势族集团,虽然他们在地方横行,但凭借对帝王的忠诚得到了强大的政治支持,形成了地方一只不可忽视的政治集团,《后汉书》评价称“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闾里。且宰守旷远,户口殷大,故临民之职,专事威断,族灭奸轨,先行后闻”

事实上,酷吏在汉代历史上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吕后任用侯封“刻轹宗室,侵辱功臣”,景帝任用酷吏郅都为济南太守,“灭瞷氏首恶,余皆股栗”,但到了西汉中期尤其是汉武帝一朝,广泛任用酷吏,出现了酷吏横行国中的局面

 

汉武帝时期的酷吏

汉武帝继位以后,首先重新启用景帝时“为人小吏必陵其长吏,为人上操下如束湿薪”的酷吏宁成打击势族,《史记》记载“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此后主张严刑峻法的酷吏张汤以残酷手段打击陈皇后、淮南王、衡山王势力,深得武帝赏识,张汤被三长史逼死自杀后,武帝又启用酷吏义纵做定襄太守,《史记》记载“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为治”,同时任河内太守的王温殊“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至流血十余里。尽十二月,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

在酷吏严厉的政治手腕下,武帝时期政治风貌逐渐走向严刑峻法的路线,《汉书·刑法志》记载“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武帝重任酷吏,其实是看重其打压势族的政治效果,酷吏与皇权处于相互利用的的地位而没有君臣之义,武帝对酷吏的任用仅仅为了快速扭转地方政治结构,一旦政治环境发生转变,酷吏很快就被帝王丢弃,酷吏的工具化正是其大多不得善终的原因

虽然帝王任用手段残酷的酷吏是为了打击势族,但身处地方的酷吏往往必须利用势族势力来博取立足的资本,《史记》记载王温殊任广平太守时,“择郡中豪敢任吏十余人,以为爪牙,皆把其阴重罪,而纵使督盗贼,快其意所欲得”,酷吏利用地方势族的资源和影响力来打击其他势族集团,这样的暧昧关系使得势族势力无法被全面消解,其发展虽然在酷吏的打击下很大程度上被限制,但这一势力实质上仍广泛存在于全国范围内,此消彼长,甚至很多酷吏在打击地方豪强的过程中累积财富和力量,最终转化为新的势族势力,典型的如宁成被义纵打击,正是为此

 

汉宣帝任用酷吏

汉宣帝亲政后,面对“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的政治局势,主张王道与霸道并行的政治理念,政治手段刚柔并济,一方面整顿吏治,延续汉昭帝时期的亲民政策,宽厚待民,而对于势族势力与不法分子却从不心慈手软,宣帝任用酷吏严延年为河南太守,《汉书》记载“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典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吏民莫能测其意深浅,战栗不敢犯禁”

 

西汉,刚刚从战乱走向统一的王朝,始终面临着社会各方面矛盾,尤其是在西汉中期接连对外战争的环境下,赋税的提升导致偷逃税务的情况屡屡发生,于是法律不得不严苛起来,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我们上文提到的对相权的削弱还是对酷吏的任用都有其合理和必要性

同时,对于西汉中期几位核心的政治家:汉武帝、霍光、汉宣帝,我们不得不对他们的政治能力所折服,他们能够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让几大势力均在自己的股掌中运作,站在政治的垓心,随心所欲的操纵着政治的风向,实在是值得我们去反复品味和研究

就酷吏的任用来说,西汉中期尤其是汉武帝对于酷吏的任用,反映了社会上多种势力并存,地方势力抬头的特点,也反映出了西汉社会的复杂性,但事实上过度的任用酷吏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政治局势,反而出现了法律过于严苛,执政不重法制的政治弊端,虽然抑制了地方豪强势力,为增收财产税与告缗令的推行扫除了障碍,但考虑对社会整体的不良影响,总体上弊大于利

然而,除汉武帝外,西汉前期和中期对酷吏的适度任用,打击势族,抑制地方势力崛起,其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在西汉多重矛盾并存的复杂社会背景下,王道结合霸道来治理国家是非常有必要的,显然,没能理解严酷手段必要性的汉元帝让西汉王朝在他一味仁政的方针下快速走向了衰落

 

事实上,西汉中期还有另一个我们还没有提到的不可忽视的势力 -- 外戚,那么,汉武帝是如何防范外戚的崛起呢?这一时期最为知名的外戚霍光又是凭借什么能够在变幻莫测的权力场上叱咤风云的呢?让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再来分析

 

西汉·司马迁 《史记》

东汉·班固 《汉书》

北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

《全唐文》

明·张居正 《帝鉴图说》

董波,李健胜 《酷吏与汉武帝时期的国家统治理念》

董大伟 《汉武帝的人才思想与用人实践三题——基于《资治通鉴》的考察》

苏小利 《论汉宣帝朝吏治建设之成因》

陈满光 《西汉丞相选任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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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过客: (回复)2018-12-02 21:21:26

这篇写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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