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西汉前期六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大力发展，社会安定，政治巩固，西汉中期迎来了一个文化鼎盛的时代

如今我们回看那一段荡气回肠的岁月，体会着西汉中期辞赋中的雄浑气势，感悟《史记》中鲜活的故事，无不感受到大汉的强大

大汉的强大，体现在经济上、军事上，也体现在其文化上，文学形式的荟萃，多种思想的交汇和碰撞，诞生出了影响后世数千年的磅礴文化

唐诗晋字汉文章

汉代文学是中华文学历史上一颗无比璀璨的星辰，而西汉中期无疑是建安前文学的一大巅峰

汉赋

汉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后，吴王刘濞被灭，其门下的邹阳、枚乘奔散，这两位杰出的文学家开辟了汉代腴辞大赋的先河，正所谓“马迟枚速”，枚乘倚马可待，作赋千余篇，司马相如则数月成一赋，但其《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千古以来传唱不绝，堪称汉赋代表之作

汉代腴辞大赋极力追求辞藻华丽，多用生僻字，主要为统治者歌功颂德，夸耀宫室壮丽、幅员辽阔，在波澜壮阔的华丽文字背后内核十分空洞，与西汉前期贾谊的赋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西汉中期辞赋的特点令其渐渐成为了一种皇室的消遣文学，成为了御用帮闲之作，虽然《子虚赋》《上林赋》等赋作大多在文末有着讽谏的段落，但与其通篇的极尽夸耀相比已是无足轻重，这也是杨雄晚年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的原因

但汉赋凭借其磅礴的气势与恢弘的气度亦足以在中国文学史上位列一席之地，汉赋为后世文学的演化提供了极为丰厚的辞藻之沃土，这也是古人学写文章很多都要先熟读汉赋的原因吧

汉乐府

采诗官可谓是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期，采诗官就从民间采集民歌，整理成《诗经》中的国风，发展到西汉中期，汉武帝用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成立乐府，采集太行山地区的民谣编辑成歌为武帝演奏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于《诗经》的是，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整个汉代的乐府诗形式不拘一格，最终在东汉末年走向五言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陌上桑》、《长歌行》以及《孔雀东南飞》等多篇诗作至今依然传唱不衰，建安三曹的诗作就可以看出其在乐府诗影响下的灵活与多变

散文

俗话说“千古文章两司马”，汉赋首推司马相如，而汉代散文的头筹则非司马迁的《史记》莫属了

《史记》被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首开纪传体之先河，人物众多，情节丰富，笔法细腻，寥寥数笔即能写出人物在历史大背景下的性格与选择

司马迁以其超凡的史识与深厚的史德，让《史记》达到了真善美的境界，他通过将故事分述于不同人物的传记之中，从而保证了其看待历史的公平与客观，多角度的描写也让人物形象立体而丰满

成功者有着其自身的优秀品质，也同时具备着历史的偶然性，失败者有着令人警醒的自身因素，也拥有值得后人同情与敬仰之处，司马迁著述《史记》可谓是站在了极高的历史高度来审视整个历史进程，同时，他将历史与文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诞生了一部足以传诵千古的巨著

汉初，萧何以《史籀篇》和秦八体考试学童，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国家更加重视人才对儒家思想的学习和理解，秦八体的考试就被废除了，书法与文字学随之衰落

汉武帝时期对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开拓，留下了大量的简牍，甘肃的敦煌和武威、内蒙古额济纳旗、河北定州等地都出土了大量的西汉中期留下的简牍，通过大量的简牍的考证和对比，打破了二十世纪学界认为的隶书成熟于东汉的固有认知，西汉中期的隶书已十分成熟和丰富，极具美感，足见书写者的兴致之优雅，姿态之优美，具有十分独特的书风

(图为河北定县八角廊四十号汉墓竹简，西汉宣帝时期)

西汉中期，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理念，确立了儒家的统治地位

事实上，自周代礼乐文化以来，儒家伦理始终是中国社会的根基，他从未被颠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儒家思想在西汉中期获得前所未有的地位飞升呢？

儒家、公羊学与阴阳家

此前我们已经介绍过，中国文化起源于夏商巫文化，虽然其被周代礼乐文化所取代，但对“天”的敬畏与信仰始终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孔子的“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正是受这一文化影响而发出的慨叹

秦代五帝志业宗教将阴阳家的理论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到了汉代，阴阳家的思想已如空气一般弥漫于人民思想之中，天道与人事互相影响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文帝时，陈平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遂万物之宜者也”

阴阳家的思想与儒家思想在西汉前期发生了空前融合，新儒学 -- 公羊学应运而生，汉景帝时期，公羊寿与胡母生将自己对《春秋》的理解写成了著作《公羊传》，全书言简意赅，微言大义，讽论时政，吸收墨家、阴阳家的理论，构建起天人合一的政治理念，而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被解释为“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韦占，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让儒家思想具有了类似宗教的神秘外衣与神圣光辉

董仲舒的公羊学理论

汉景帝时，30岁的董仲舒就开始了开坛讲授公羊春秋，弟子遍布全国，甚至有再传弟子，董仲舒也因此被景帝任命为博士

《汉书》评价董仲舒“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同时记载“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吕亡以加，至向子歆以为，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对董仲舒给予了最高的评价

那么董仲舒究竟凭借什么样的理论而得到如此高度的评价呢？

• 新儒学世界观 –– 天元、阴阳与五行

董仲舒认为万物始于“元”，而“天”则是自然意志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中说“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若虚而实，人常渐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乱之气，与之流通相淆也”

同时，他将五行与四方、四时融合，诞生了金木水火、东南西北、春夏秋冬相生，土行居中调和的理论，而阴阳之气也随着这一过程相生相散，阴阳之气的运行主导了节气的变化

而人在天地之间是与天地同等地位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提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

这就是董仲舒所主张的新儒家哲学的世界观，董仲舒就在这一套理论框架基础上，构建起了以个人伦理、社会伦理为血肉的政治哲学体系

• 儒家与个人伦理

从天地人的关系出发，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提出“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将儒家基本的孝悌与传统的礼乐文化上升到了一个天道与人伦的高度，同时通过“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指出仁义乃个人伦理最为重要的一环，提出“仁者爱人”

藉由阴阳相生的理论，董仲舒提出“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提出了三伦为纲的伦理理论 --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让臣、子、妻成为君、父、夫的附属品，让封建集权统治拥有了思想基础与理论依据，但也让全社会有了统一的道德准则，奠定了长期稳定的文化基础

• 儒家与政治哲学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之所以深受汉武帝推崇，正是因为其“君王受命于天”的大一统思想

他提到“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将君王的地位提高到了仅次于“天”的高度

对于国家刑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他说“王者因天命以从事，故德教而不任刑，天之道以三时成生，以一时丧死”，在主张德政的同时将国家刑罚的合法性提高到天道的层面，令人不容置喙，同时，他“以《春秋》决狱”的主张，让酷吏的横行与对律令的肆意曲解有据可依

（图为张研钧绘《孔子讲学图》）

公羊派的独尊

通过这些介绍，我们已经看到，董仲舒所主张的儒学已不再是先秦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得民”的儒家思想，而是在吸收阴阳家、墨家、道家、法家、五帝志业宗教等思想后诞生出的一套以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为中心的包罗政治、法律、农业、经济、伦理等方方面面主张的新儒学体系，这一套披上了神圣外衣的理论体系已俨然从哲学走向了宗教

这样一套理论正是急于变革的汉武帝所迫切盼望看到的，尤其是这套理论中“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的思想将整个社会构建成一个以民众为根基，天子位于顶端的稳固的金字塔模型，十分符合千方百计巩固专制地位的汉武帝的胃口，而吸收了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各家学说而诞生的这一集大成的思想体系显然很容易占据文化发展潮流中的主导地位

除此之外，春秋公羊学主张的大一统思想、鼓励大义灭亲、反对土地兼并、鼓励复仇反击等主张，都被汉武帝用来为自己打击势族集团、推行推恩令、反击匈奴作战等举措找到了理论依据，这一为政治服务的哲学思想就这样被树立为国家的核心统治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也就应运而生了

但这套理论体系不过是汉武帝用来维护其至高无上地位与统治的理论工具，法家思想仍然是根植于“外儒内法”的汉武帝内心的，因此“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的公孙弘更加受到汉武帝的赏识，这也是为什么董仲舒始终未受重用的原因，但无论如何，董仲舒的众多著述与其新儒学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谷梁派的崛起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行奠定了儒家公羊派的理论地位

《汉书·儒林传》记载“于是上(汉武帝)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谷梁》指的就是春秋三传之一的《春秋谷梁传》，相传是孔子的弟子子夏将这部书的内容口头传给谷梁俶，谷梁俶记录下来而成，但因为其中有对《公羊传》的引用，所以可以推测，直到西汉中期才正式成书，虽然与《公羊传》一样是对《春秋》的解读，但它与《公羊传》最大的不同在于他重视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不关注天道对人事的作用

作为汉武帝太子刘据之孙的汉宣帝刘询得知祖父好谷梁传，于是令名儒辩论公羊派与谷梁派的异同，这就是著名的石渠阁会议，在宣帝的亲自主持和倡导下，处于边缘地位的谷梁派儒家学说在会议中胜出并开始在社会上盛行，也成为了西汉后期的主导思想

事实上，汉武帝轮台罪己之时，国内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公羊派的经济政治文化高度集中的大一统思想造成了国富民弱的历史状况，同时，“以《春秋》决狱”的思想也造成了国家刑罚律令的繁冗与严苛，而其鼓励对外复仇反击的思想让国家疲于对外战争，汉宣帝正是借着提升谷梁派的手段来展开一场制度的变革

在这样的背景下，谷梁派的代表刘向吸收董仲舒的公羊学思想，仍然以天道为其终极信仰，但他提出“天道无亲，唯德是辅”，从而摒弃了董仲舒通过天道具有自然意志而授予君王至高无上权力的理论基础，主张德政、爱民、富民与教化，这正与汉宣帝的主张不谋而合，而经历过巫蛊之祸等宗室操戈的汉宣帝对于鼓励大义灭亲的公羊派显然是深恶痛绝的，重视宗法情谊和血缘之亲的谷梁派也因此得到了汉宣帝的推崇

宣帝通过亲自主持的中央政府定调会议 -- 石渠阁会议确立了谷梁派的统治地位，不仅如此，会议还提升了博士的地位，让博士可以参政议政，同时让太学中培养的学子可以担任官职，从而让儒家思想得以政治化

与汉武帝一样，汉宣帝推崇儒家思想治国并不是源于其对儒家思想的认可，而是这套理论可以成为其指掌中的一套工具。不同的是，汉宣帝对这套理论中最感兴趣的并不是大一统的公羊学思想，而是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灾异

灾异学说的历史由来

《尚书·洪范》中记载，早在商代武王问箕子如何治国时，箕子就概括了治理天下的九类方法，其中就提到“庶征”，就是上天给与的各种征候，也就是说君王的行为会与天象相关联

而这一思想在《春秋》中也得到了体现，《春秋·僖公十五年》记载“己卯晦，震夷伯之庙”，即上天通过雷击夷伯的庙宇来昭示其不为人知的隐恶

董仲舒在这一基础上，将“天生灾异以谴告之”的主张融入其公羊学思想体系中，在《春秋繁露》中，他说“天地之无，有不长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

汉武帝虽然采纳了董仲舒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但对于其灾异理论却并没有接纳，《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正是因为天灾人祸的不可预期性，灾异学说很容易演变成政权的颠覆力量，这是汉武帝极为警惕的

汉宣帝对灾异与祥瑞的运用

清代史学家赵翼的著作《廿二史札记》中说：

两汉多凤凰,而最多者,西汉则宣帝之世,东汉则章帝之世

这反映了灾异学说在汉宣帝时的大行其道，早在宣帝亲政前，大儒萧望之就以《春秋》中季氏专权时的冰雹灾异影射弹劾霍氏专权而受到宣帝赏识

宣帝执政后，虽然通过石渠阁会议让谷梁派走上了历史高峰，但他仍然娴熟的运用着公羊派的灾异学说来为自己的统治带来最为便捷的利益

宣帝即位之初，通过为汉昭帝时期宣传灾异而被处死的眭弘平反，将灾异转变为祥瑞，传达出宣帝对灾异与祥瑞的认可，于是，神雀、五凤、甘露、黄龙等祥瑞就顺应时势，层出不穷，在对祥瑞的大力宣扬下，让国民深切认同其为政的贤德，汉宣帝就这样在政治的道路上轻易地扫除了很多障碍

但是灾异与祥瑞毕竟是并蒂开花，对祥瑞的大肆鼓吹的同时，对于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天谴论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在发生了日食后，宣帝下诏“皇天见异，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称也”进行反省

然而，随着宣帝末年直到西汉末期全国灾害频发，造成了天谴论盛行，天将弃汉的思潮暗中涌动，灾异理论在汉宣帝时期的兴起实际上已经埋下了西汉灭亡的祸根

（图为河南省焦作市嘉禾屯窖出土的西汉五凤熏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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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司马迁 《史记》

西汉·董仲舒 《春秋繁露》

西汉·董仲舒 《天人三策》

东汉·扬雄 《法言》

清·赵翼 《廿二史札记》

钱穆 《中国文学史》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

华人德 《中国两汉书法史》

罗伟明 《浅析西汉中期公羊学兴盛的原因》

钟来全 《从理论渊源、内容及社会历史背景看公羊哲学在西汉的兴起》

曾祥旭 《论汉宣帝对西汉儒学的影响》

汪荣 《浅析西汉谷梁学派儒家法思想》

赵天星 《略论韩宣帝时期的灾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