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改革到文化改革 -- 西汉后期的无奈

2020-05-02 00:42:11   最后更新: 2020-05-03 15:16:03   访问数量:355




翻看西汉两百年的风风雨雨,一页页写尽了这个空前强盛的王朝所经历的辉煌与危机

西汉前期文景之治的奠基,迎来了西汉中期军事、文化的鼎盛,而在这繁荣的背后却又隐藏着万千的社会矛盾,最后,这些社会矛盾终于在西汉后期爆发出来,迅速葬送了一个如此强大的王朝

这背后,除了连年自然灾害这样的历史突发因素外,还有着一系列的必然原因,除了从社会矛盾的层面分析外,在西汉后期文化的发展上,我们也可以管窥一二

本文,我们就来重回西汉后期,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看看在这架已不堪重负的马车上,又有着哪些文化上的变革在悄然进行中

 

 

除了大汉的文景之治与汉武大帝,西汉后期的四位皇帝也总是为人们茶余饭后所津津乐道,因为他们各自都有着不同的癖好,正如《晋书》中评价“元成多僻,哀平短祚”,元帝“柔仁好儒”,成帝沉迷女色与春药,独宠飞燕姐妹,而汉哀帝则又有着断袖之癖

在政治作为上,他们也都各自有着不同的着眼点,汉元帝继承了西汉中期政治家们的格局,政治手段仍然兼顾内外,对内重整政局,企图组建以儒臣为首的领导班子,对外则通过和亲手段安抚南匈奴,大力打击西羌,可惜的是,随着儒臣集团的土崩瓦解,宦官外戚掌控大权,成为了西汉王朝迅速衰落的契机

汉成帝面对西汉王朝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与外戚当政的政治局势,企图从内政上去解决王朝面临的危机,甫一登基,即委政王氏外戚打击宦官集团,却终致外戚独大到无法遏制的态势,而其本人的沉迷享乐耽于酒色直接让强大的西汉王朝渐入终结

然而,放眼西汉后期,最富变革热情的改革家非汉哀帝莫属,汉哀帝继位后,先是借助绯闻的力量,将赵氏姐妹彻底从外戚势力中铲除,同时扶持傅、丁两大外戚对抗王氏外戚,紧接着,汉哀帝针对内政采取限田限婢、提升官员监察力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时至此时,朝堂上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已经达到政令无法下达的地步,改革举措因为触碰到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而无法推行,汉哀帝在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将目光转向文化上,企图通过文化上的变革扭转充满危机的局势,那么在文化上,汉哀帝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儒家思想与音乐

音乐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尚书》中记载“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到了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六艺”,即六项教学科目,“礼、乐、射、御、书、数”,可见音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

在儒家思想中,孔子甚至将音乐与教化、乃至国家发展联系起来,提出: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但孔子并非一味地推崇音乐的正面作用,他同时也一分为二的阐述了不雅的音乐对政治与教化带来的负面作用: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上面《论语》中的三句话充分展示了孔子对于音乐的态度

首先,他崇尚“礼”对于“乐”的指导作用,提出并不是只要有了环珮玉帛就是崇尚礼节,并不是只要有了钟鼓乐器的演奏就可以称之为音乐,所谓的“音乐”必须在崇尚礼义的条件下由内心生发而出

而上面提到的“郑声”,指的是在郑国、卫国民间广泛流传的音乐,具有着十分广泛的群众基础,却因为过于奔放,追求淫乐,而被孔子视为堕落的象征

 

(图为战国曾侯乙编钟)

 

西汉中后期乐府的发展

西汉中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指导下,音乐对于政治的作用也被西汉中后期朝廷所重视,汉武帝重新创建乐府机构并命协律都尉李延年到民间采诗供宫廷演奏,很快,乐府便成为了皇家的主要娱乐机构

随着汉元帝对儒家思想的过度推崇,音乐的地位也随之上升,《汉书》记载“元帝留好音乐,或置瞽鼓殿下”

到了汉成帝时期,在耽于享乐的成帝的影响下,整个朝廷弥漫着荒淫奢靡的风气,《汉书》记载:

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僵、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

 

乐府中的乐工达七八百人,连一代名儒,汉成帝的老师张禹都被记载:

禹性习知音声,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筦弦。崇每候禹,常责师宜置酒设乐与弟子相娱。禹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筦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

 

可见社会风气之荒淫无度

 

(图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二十五弦琴)

 

汉哀帝罢乐府的举措

在举国面对前所未有的灾异时,朝廷各级官员却沉浸于声色犬马,过着奢靡享乐的日子,不仅如此,朝廷还需要耗费大量财政预算放在乐府中人员管理、乐器制作、乐曲收集创作、表演编排等十分耗资的项目上,这些对于危机重重的西汉王朝无疑是雪上加上,在一系列政治变革无法推行后,汉哀帝将矛头指向了乐府,他下诏:

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声兴。夫奢泰则下不孙逊而国贫,文巧则趋末背本者众。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清其流,岂不难哉!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

 

随后,汉哀帝免去乐府中乐工 414 人,直接裁撤朝廷中乐工总数一半以上

从罢乐府的诏书中,我们看到,汉哀帝的矛头仅仅指向了乐府中的“俗乐”即民间采集的“郑声”,而除此外的祭祀、军乐、雅乐则都不受这一文化改革的影响,乐府机构便在汉代历史中彻底消失了,而皇家乐工则统归太乐令管辖,负责雅乐的演奏与创作

在政治上难有作为的汉哀帝将目光转向乐府,不得不说也是历史的无奈,但这一举措确实有着其积极的作用,在全社会迫切希望进行灾后重建的这一时期,乐府的罢黜,向社会输送了一批劳动者,并且释放出朝廷拒绝享乐、重视生产的思想信号,无疑对民间有着正向的意义

但是,国家机器运转至西汉后期,行政效率之低下,权力之过度分散,加之接连的灾害已经让这个王朝不堪重负,文化改革是一个由上而下逐步扩散发挥作用的举措,短时间难以扩大其影响范围,更难以看到实质效果,在西汉后期去采取这样的改革措施,势必已无法扭转乾坤,乐府的罢黜不仅不能短时间彻底遏制奢靡之风,即便是对于俗乐,也没有起到抑制作用,虽然俗乐中存在表达过于直白、曲调不够高雅等情况,但其来源于民间,扎根于民间,拥有着大量的群众基础,并不会因为官方的举措产生根本的变化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

秦统一六国后,进行了文字的统一,国内通行八种书体 -- 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史称“秦书八体”

到了汉代,隶书成为了国内主要通行的书体,秦书八体中其他字体的掌握渐渐成为了纯粹书法上的需要,只有文吏需要“善书而精八体”,于是,隶书就被后世的史学家们称为“今文”,而其他书体就成为了“古文”

西汉中期儒家学说成为官方主导思想,儒家经典重见天日,这些经典均为西汉时期文人使用隶书重新编撰,并添加大量解读引申,结合西汉政治的实际需要,出现了大量全新的不同维度的解读,更有甚者会去直接修改经典中的原文,这样的学说就被称为“今文经学”

例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春秋》的肆意解读引申,创出“三纲五常”“谶纬灾异”等一系列仅为了服务政治而发明的今文经学解读

而与此相对的,西汉中后期,国内渐渐收集起散落民间的古籍经典原著,这些先秦典籍均是通过六国文字编写,人们这才发现,今文经学对经典的肆意引申与解读大多是超出古籍中原意的,甚至存在大量的过度解读与曲解,于是,依托于这些古籍原文,讲究实事求是的“古文经学”就这样诞生了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争议一直伴随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这两个名字却是冯友兰在 1933 年出版他的《中国哲学史》中首次提出的,这两个词语非常鲜明的概括了两个经学流派,所以一经提出,便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和采纳

 

(图为冯友兰像)

 

今文经学

秦王扫六合之后,焚书坑儒,销毁大量书籍的同时制定《挟书律》,禁止民间藏书,加之秦末楚汉相争动乱之际,楚霸王项羽点燃秦朝宫殿,大量珍贵书籍付之一炬

到汉惠帝取消挟书令时,存世典籍已所剩无几,在西汉前期几朝休养生息的政策倡导下,文化出现了蓬勃发展,尤其是儒家思想在汲取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多流派思想的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受孔子《春秋》“微言大义”思想的影响,社会上渐渐出现了对于存世为数不多的经典的不同解读,今文经学便在这样的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

到了西汉中期,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指导下,春秋公羊派占据历史主导地位,随后,经过汉宣帝时期的石渠阁会议,春秋谷梁派的地位又得以空前提升,但无论是公羊派还是谷梁派,他们都主张结合时政,对经典进行充满主观见解的解读,达到借助经典的民间基础,传播政治家全新的政治主张的目的

整个西汉,今文经学始终在蓬勃发展,可以说,西汉历史就是今文经学的发展史,这对于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自司马迁著《史记》以来,中国历代史官修前代史无不是站在当前时代立场下,希望“以史为鉴”或是“借古讽今”,于是,史官们不再专注于历史的真相,而是着重于自己对历史的解读,甚至于去修改部分历史记载去迎合史官的主观目的,造就了“成王败寇”的中国历史观

例如《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就是典型的仅从胜利者视角去书写的历史,而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考》中则提到:

殷周间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随之,王国维通过《尚书》中的记载,考证到商代制度到周代制度的巨大改变,从而得出结论:周王朝取代商朝,并非源于纣王的暴虐,更有着其社会更深一层的制度发展在内驱动,而司马迁受制于历史记载的缺失与自身见解的局限,更为主要的,是今文经学思想的作用下,仅仅得出了武王发兵讨不义的结论,掩盖了历史事实

在其他历史事件的描写中,司马迁的个人好恶与解读也多次在不同程度上左右了其对历史的记载,让历史失去了客观性

除此以外,纵观整本《史记》,唯独在以各个事件去迎合和印证儒家思想,却不见其他诸子思想的体现

这一系列的事实对于后世的历史研究、史学发展,显然都是十分不利的

 

(图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

 

古文经学

随着时代的发展,流落于民间用先秦文字编写的古书逐渐被收集得以重见天日,例如《汉书》中记载:

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但是,这些孤本善本难以辨识与解读,加上经过几百年的变迁,能够读懂这些古文编写的经典的人已经很少,所以这些古文经典一直仅仅被“藏于秘府,伏而未发”

汉成帝时期,刘向率先开始了对这些古文经典的整理与校对,“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编纂成《别录》

刘向去世后,他的儿子刘歆子承父业,继续开始对已有的古文经典进行整理,将古文经典划分为六大类 38 小类,汇集成《七略》,并整理出《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周礼》等经典著作,让古文经典彻底重见天日

从此,注重于史诗与经典的原文,主要通过解释与注疏、训诂的方式来研究经典的学派便诞生了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首次正面交锋

完成古文经典整理校对的刘歆,向汉哀帝提出了成立专门的学官来研究和发展古文经学的理论研究的请求,而与此同时,汉哀帝正有着一腔想要变革的热血处处受阻,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然而,汉哀帝立古文经学为官学的企图却遭到了朝中今文经学博士们的激烈反对,于是组织了刘歆与诸位博士、大儒进行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讨论,经学古今之争的第一次大规模碰撞就这样开启了

刘歆主张“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并且写了一篇《移书太常博士书》攻击今文经学“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

然而,今文经学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来已经有了近一百年的发展,朝中几乎所有儒家学者均是今文经学的支持者,就这样,刘歆遭到了朝中众臣讪毁,光禄大夫龚胜愤而辞职,大司空师丹“奏歆乱改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刘歆见局势如此,只好自求下放,做河内太守,远离朝廷,避免殃及自身

 

影响

在西汉前期百废待兴,文化材料严重不足的历史时期,今文经学的诞生和发展顺应了历史的需要,通过对微言大义的经典进行解读与传播,今文经学对社会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教化意义,同时,其结合时政的解读方式让经典更容易为人民所接受,但另一方面,今文经学的肆意解读、引申甚至是扭曲改变了经典典籍的原貌,而其服务于政治的特性却十分容易得到封建君王的青睐,从而成为愚弄民众的工具,从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来看,今文经学由于与政治联系过于紧密,呈现出了呼之即来,用完即弃的状态,时而被统治者大力鼓吹,时而埋没于历史的长河,这是其局限性造成的历史必然

刘向刘歆父子对于古文经学的校对整理,其意义是空前的,虽然没能撼动今文经学在西汉历史上的固有地位,也没能成为汉哀帝发动变革实现其政治理想的稻草,在与今文经学的首次对抗中彻底失败,但这个投进历史长河里的石子已经激起了水花,只有时间的酝酿才能让这个小小的水花荡出涟漪,产生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古文经学优秀的治学理念终究让他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脱颖而出,在中华古典文化的发展中发光发热

 

短短的七年,汉哀帝走完了他的一生,他满怀变革的热情而来,又满怀着无力与遗憾而去,死后还被几千年来调侃着断袖之癖,想来也是无比悲凉

纵观汉哀帝执政时期,人民在连年自然灾害中苦不堪言,国家在多方政治势力的角逐中陷入泥潭,朝廷在奢靡之风中脱离时政,政令无法下达的汉哀帝想要通过文化上的改革来扭转西汉的颓势,终究不过是黄粱一梦,此时的他已是大权旁落,连增设学官都无法实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毀哉”的辩驳显得如此无力,不得不说,时至此时的大汉早已是无力回天

就这样,汉哀帝死后一年,西汉最后一个皇帝汉平帝逝世,王莽篡汉,开辟新朝,一个无比强大的王朝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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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孔子 《论语》

西汉·司马迁 《史记》

东汉·班固 《汉书》

北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

[美] 费正清、[英] 崔瑞德 《剑桥中国秦汉史》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

黄开国 《论汉代的古文经学》

黄开国 《汉代今文经学的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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