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外交闹剧 -- 新莽时期对外关系

2021-07-31 17:15:20   最后更新: 2021-07-31 17:15:20   访问数量:30




 

历经整整二百一十年,西汉政权走完了他的一生。风雨飘摇的西汉后期,王莽在众星捧月的推举中,成为了新王朝的开创者。

 

自幼勤奋好学的王莽在家族势力的扶持下,凭借自身“爵位益尊,节操愈谦”的优秀品质,一步步攀上政治巅峰。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深切认识到了西汉后期严重的土地兼并为社会制度带来的巨大隐患,“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王莽想要推动一场浩大的变革去改变现状,然而,受限于他作为一个儒生所具有的过于理想化的特点,他那些裹挟着个人私欲的改革措施全都成为了黄粱一梦,迅速葬送了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王朝:

 

应运而生 -- 王莽的官场坦途

 

王莽真的是一个穿越者吗? -- 详论王莽改制

 

然而,内忧未决,外患频生,王莽在位期间,国家周边的匈奴、西域、西南夷、高句丽又屡有战事,在这烽火连天的岁月中,王莽又是如何决策,对我们今天又有着什么样的启示呢?

 

 

 

 

2.1 改名风波

 

在史书的一段段文字之间,一个迂腐的儒生形象展现在了我们面前,熟读典籍的王莽甫一即位,便开始了他的第一项举措 -- 改名字,王莽下诏:

 

天无二日,地无二王,百王不易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皆如之,远于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谮号称王者皆更为侯。

 

上一篇文章《详论王莽改制》发出来以后,有网友在公众号后台给我发消息,说王莽是穿越者的证据之一就是王莽登基后称国家为“新中国”,这难道不是证明王莽是 20 世纪以后的人吗?

 

让我们纵观历史,王朝的建立者往往用自己称帝前的封地名、官职名来命名新的王朝,比如秦朝因为祖先被分封在秦地而得名,汉朝则是得名于西楚霸王将高祖刘邦分封在汉中作汉王,而王莽称帝前,承袭了他父亲的爵位新都侯,所以他所创建的王朝按照惯例自然也就叫“新”王朝了。

 

那么,为什么王莽又特意下诏书称新王朝疆域内的国家为“中国”呢?其实“中国”这个名号并不是王莽首创,和王莽登基后进行的一系列改名运动初衷相同,王莽往往按照典籍中的记载来发起改名大计,例如他对当时的十二州以及朝廷中的各个官职都进行了重新命名,这些新的名字要么取自典籍中的古名,要么是单纯的图吉利,“中国”这个名字便来自于古籍,现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何尊”上就有“中国”的铭文,说明这个名字至少在西周初年就已经被广为使用,左传中也有记载: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可见在春秋时期,人们都认为“华夏”的称谓是晚于“中国”的。

 

综上,新朝、中国这两个名号各有出处,王莽并非有什么跨越数千年的预见性而取了这个名字,恰恰相反,王莽一系列改名的政策反映了他囿于自身身份与认识局限性下的迂腐作风。

 

说了这么多,王莽的改名风波和我们今天要说的王莽对外关系之间有何关联呢?

 

2.2 “新匈奴单于章”的闹剧

 

王莽称帝后,除了对国内州郡、官职一一重新命名外,对外也进行了一系列改名运动。

 

在与匈奴的外交中,王莽下令重造各个属国的印绶,将“匈奴单于玺”改名为“新匈奴单于章”,其他的也都将“王”改为“侯”,《汉书·王莽传》记载:

 

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曰“章”。单于欲求故印,陈饶椎破之。单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后卒以此皆畔。

是后单于历告左右部都尉、诸边王人塞寇盗,大辈万余,中辈数千,少者数百,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缘边虚耗。

 

《汉书》将匈奴的背叛归咎于王莽对匈奴印绶的改变上。站在今天的我们去审视这一问题无疑会感到这个结论有些幼稚。两国外交,和平是实力换来的,而不是相互尊重换来的。即便是王莽发起的改名运动显得如此荒唐,但这也绝不可能是导致两国战争的根本原因。

 

自汉元帝时陈汤、甘延寿北击匈奴之战后,匈奴南北割据的混乱局面彻底被打破,北匈奴覆灭,南匈奴归附,汉匈之间结束了百年来的战争态势。

 

得益于汉王朝的安抚,南匈奴归附后,得到了相当长时间的休养生息,与此同时,汉王朝自身却在黄河数次泛滥、地震频发等自然灾害的一再打击下,国力逐渐衰弱。匈对汉王朝本就并不稳固的附属关系下,加上匈奴此时已发展为“人马肥壮,控弦之士数十万”的“强胡”,匈奴犯边也就是在意料之中了。

 

此时的匈奴,不仅仅入寇新王朝的边疆,甚至多次寇略乌桓,甚至在被要求归还从乌桓劫掠的俘虏时,匈奴单于极具挑衅意味的说出:

 

当从塞内还之邪,从塞外还之邪?

 

显然,“易玺为章”这场闹剧不过是匈奴入寇的一个借口。这就是为什么到了更始帝刘玄称帝后,重新将旧的“匈奴单于玺”交给匈奴单于时,单于说:

 

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

 

醉翁之意不在酒,究竟一个印章名叫“玺”还是名叫“章”,匈奴单于并不在乎,这其中的关键是国力对比罢了。

 

2.3 “降奴服于”与新匈局势

 

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中》中指责了王莽将匈奴单于更名为“降奴服于”,指出这造成了“天下骚动”,后人结合王莽改“王”为“侯”等一系列改名措施,纷纷指责王莽改名字造成了匈奴单于愤怒,进而导致汉匈关系破裂的评价,这显然是非常幼稚的,世间没有哪次战争会是因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几句话造成的,其根源无不源于两国国力差异所引起的原有外交关系的失衡。

 

让我们看看“降奴服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在此事发生之前,《汉书·匈奴传下》就有记载:

 

匈奴右大且渠蒲呼卢訾等十余人将兵众万骑,以护送乌桓为名,勒兵朔方塞下。

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卢訾及左贤王乐将兵入云中益寿塞,大杀吏民。

匈奴数为边寇,杀将率吏士掠人民驱畜产去甚众。 

 

分析史料的前因后果,我们发现,与其说是王莽随便将匈奴单于的名号改为了“降��服于”造成了匈奴单于恼羞成怒愤而背叛,倒不如说是因为匈奴背叛此前的归附条约,肆意寇边,造成了王莽发出外交照会,通过改匈奴单于的名号来表示谴责。

 

《汉书》中将百姓流亡归结于王莽将大量兵将调往边境屯田,然后在内郡进一步征兵造成的民不聊生:

 

是时,诸将在边,须大众集,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

 

这也是本末倒置的,大举屯田的原因是匈奴频繁犯边,为保证国家长治久安而不得不进行的军事部署,并非王莽个人好大喜功、刻意为之。

 

典型的例子是,王莽“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成为了人们诟病王莽好大喜功的铁证,但事实上,这三十万人是从十二郡分散征集的,而作为对照,汉武帝在马邑之围前仅在马邑一处地区便动员了三十万兵马,就军事行动对地方的影响来说,王莽做此决定,显然也是有过充分考虑的。

 

2.3 怀柔政策 -- 王莽对匈奴的分化瓦解

 

在内忧外患下,王莽深知此时新生的新王朝政权难以与养精蓄锐几十年的匈奴铁骑争锋,一旦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对于新王朝来说是吃力不讨好的,匈奴游牧民族独特的流动性特征下,贸然发动战争更是难以对匈奴产生有效打击,而对于整编出动的中原军事力量来说,其军事行动的开销却是惊人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王莽动员三十万人在边境屯田以实现威慑匈奴的同时,王莽也在积极地寻找着不动而屈人之兵的机会。

 

很快,这一机会便来了,新朝建立 5 年后,乌珠留单于病逝,王昭君的女婿须卜当在王莽的暗中支持下扶立了咸为单于,这正中王莽下怀,早在乌珠留单于在位时,王莽就曾经用重金贿赂买通了咸:

 

王莽命蔺苞和戴级到塞下,招诱单于弟咸、咸子登人塞,胁拜成为孝单于,赐黄金千金,锦绣甚多,遣去;将登至长安,拜为顺单于,留邸。

 

此时,面对王莽放置在两国之间的重兵威胁,加上王莽此前的重金贿赂,单于只能“复与莽和亲”,可见,王莽的示威与贿赂以及暗中与须卜当相互勾结扶持咸做单于的外交策略取得了可观的成功,此后五年,匈奴都没有再成为新莽王朝的心患。

 

直到咸去世后,舆继任为呼都而尸单于后,对王莽实施了报复性打击:

 

匈奴愈怒,并人北边 ,北边由是坏败 。

 

而在这一时期,在王莽内政上的种种昏庸政策下,多地百姓起义,国内盗贼蜂起,内忧外患下,新莽王朝已经逐渐走向他的终结。

 

2.4 新莽与匈奴外交的评价

 

作为一个书生皇帝,王莽存在多方面表现出了迂腐甚至是天真,但是在对外关系上,我们应该客观地正视王莽在处理民族关系中所做出的决策。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史记》所记载的西汉前中期种植业的繁荣景象在新莽时期已不复存在,据中国科学院院士竺可桢先生考证,从上古时代到西汉中期接近三千年的温暖气候在西汉后期已不复存在。随着气温的下降,牧业适宜温度线南移,对于匈奴这样对畜牧业有着强依赖的民族是很大的打击。在畜牧业难以维系时,匈奴南下犯边,依靠对外掠夺补充经济生活的不足,成为了匈奴人的非常必要的一种手段,因此,一味地相信是王莽对匈奴单于乱改名字造成了匈奴的反叛,这是非常荒唐幼稚的,王莽不再使用此前一味奉行的和亲与战争手段,转变为多种手段并用,恩威并施的对匈奴策略,这是非常具有进步意义的。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王莽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上傲视周边各国,虽然他以武力威胁、重金贿赂、内部操纵的多方面举措取得了短时期一定程度上的成功,但他对别国内政的强行干涉无异于玩火自焚,最终也确实招致了匈奴报复性的打击,成为已是遍地烽烟的新王朝北部的一大威胁。

 

 

 

 

历史上,西域一直处在匈奴政权的控制下,汉武帝时,派兵攻伐西域,全面征服了西域各国,此后,随着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立都护等管辖机构,西域始终在汉王朝的监控之下。与此同时,与匈奴相接壤的乌桓国为了自身的长治久安,也与匈奴缔结了条约,作为弱势一方的乌桓通过每年为匈奴缴纳皮布税来换取和平。

 

针对西域这样的现状,王莽站在了保护者的立场上,对匈奴提出了四条要求:

 

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经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

 

同时,勒令乌桓停止对匈奴纳税。

 

表面上,王莽作为强大的中原王朝,以“家长”自居,保护了乌桓的合法利益,但在气候变冷,匈奴赖以为生的畜牧业无法养活全部人口的特殊历史时期,王莽的这个诏书无疑只会让匈奴的生存雪上加霜。于是,看似美好的诏书,却招致了匈奴对乌桓国的大举攻伐:

 

颇杀人民,殴妇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

 

王莽在对周边国家的生存现状没有任何审时度势的正确估计的前提下,草率地下达命令,破坏了原有的外交平衡,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他作为儒生皇帝的迂腐与不现实。

 

 

 

 

除了对匈奴、西域外,王莽对于西南民族地区也积极地采取了相应行动。

 

我们已经介绍过,西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被称为“西南夷”,他们中的主要组成是西羌诸部。西汉中后期,汉王朝对西羌多次用兵,尤其以汉宣帝时期赵充国大破先零羌最为知名。赵充国对西羌采取的只攻击来犯军人,不追杀西羌平民的策略得到了羌人的信任,从而让各部羌人向汉臣服,一直到王莽建立新朝之际,西羌与中原王朝始终保持着互不侵犯的安定关系。

 

然而,王莽对西羌的态度则又一次显示出了他的迂腐以及他对于其他民族的狂妄态度,《汉书》记载:

 

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弊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

王莽奏曰“今谨案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

 

王莽通过欺骗手段获取了西海郡,将今天的青海湖称为“西海”来满足他不切实际的“四海承平”的梦想,结果却招致了本已安定团结的西羌反叛,《汉书》记载:

 

是岁,西羌庞恬、傅幡等怨莽夺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诛永,遣护羌校尉窦况击之。

 

虽然王莽成功平定了西羌的战乱,但十五年后,在新莽王朝危如累卵的战乱处境下,西羌再次进攻西海郡,重新占据了今天的青海湖一代,一切都化成了泡影。

 

这样不切实际的举措仅仅是一场劳民伤财的闹剧,值得今天的我们去反思。

 

 

 

 

纵观新莽王朝的十五年,王莽的种种外交政策与他种种治国策略一样显示出了他的迂腐。

 

面对匈奴,王莽企图操纵他国内政却反而引火自焚,在气候转冷的历史背景下,王莽对匈奴的外交策略让匈奴人的处境雪上加霜,招致了边境、西域长期无法遏制的不稳定局势。面对西域与西南民族,王莽展示出了他“贱夷狄而贵中华”这样不切实际的傲慢,他以个人好恶为出发点的外交策略招致了周边战事的频发,众叛亲离之下,王莽早已成为了自己王朝的那个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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